吴春红回家这一年:16年前卷入杀人案 去年改判无罪

2021-03-23

  吴春红回家这一年
  16年前卷入一起投毒杀人案,河南高院去年终审改判无罪,吴春红案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

  东南角,是周岗村地势最低的宅院。村口的硬化路抬高了水平线,多数村宅都用水泥垫高地基,建起了小楼,但那座宅空了16年,仿佛被时光遗忘。在豫东民权县的黄河故堤,旱涝分明,到了夏季,雨水绕过高处,灌进这最低处。

  这是吴春红的家。

  16年前,2004年11月15日,同村电工王战胜的小儿子中毒身亡,大儿子幸免于难。警方认定,这是一起投毒杀人案。

  两天后,当时34岁的吴春红穿着拖鞋被从家中带走。辩护律师说,在此后的审讯中,他承认投毒。

  他连续承认了三次,此后再也没有认罪。2005年至2008年,吴春红被商丘中院三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,河南高院三次以“事实不清”为由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第四次,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他无期徒刑,河南高院二审维持了判决。

  2018年9月29日,最高法院指令河南高院再审此案。2020年4月1日,河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,以“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,没有达到证据确实、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”宣判吴春红无罪,当庭释放。

  2021年3月8日,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提及,对“吴春红投毒案”等冤错案件,坚持疑罪从无、有错必纠,建议改判无罪。同时,制发错案责任追究意见,对近年来已纠正重大错案逐一启动问责程序。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,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。

  女儿吴莉莉把这条新闻转给吴春红,他捧着手机掉泪了。“我看到检察长说能追责,我心里非常激动,国家真的太好了。”

  如今,无罪释放已近一年,吴春红在努力跟上现代生活。另一方面,他与王战胜一家仍处于僵局。

  王战胜要求重启对当年投毒案的调查,记者获悉,目前调查无突破性进展。他挂断记者数十个电话后,发来短信,“别打扰我了好不,我想过平静的生活。”

  对儿女的愿景

  恢复自由一年后,吴春红的体重从130斤长到160斤。他已经51岁,小肚子微微凸起。方脸,头上的短发夹杂星点的白,展开眉头,右眼珠却无法与左眼看向同一方向。

  他的右眼现在只有微微的光感,他说是在监狱里哭坏的。侄子上学时淘汰的双肩包背在吴春红肩上,背包外侧拉链坏了,口子敞开。吴春红的座驾是被外甥淘汰的自行车,路在他的眼睛里是斜的,他慢慢骑着车,汇入人流。

  骑车时,吴春红揣兜里的手拿了出来,暴露了手背上一片片深红的疙瘩。那是牛皮癣,同哭坏的右眼一样,都是16年监狱生活的印迹。

  医生告诉吴春红,牛皮癣是因为他身上有真菌,就像“草种”,压力大时“草原”长出来,压力减小“草原”就枯萎了。

  牛皮癣比以前少了。吴春红说,除了治病,他现在依然面临着另一种压力。

  心头病是给儿子成个家。儿子虚岁已有27,农村结婚早,同龄人都有了孩子,有的还有了仨。

  顶着“杀人犯儿子”的压力,吴春红儿子10岁辍学,最初只能去家具厂做小工,几年后,进了电子厂,在流水线上熬到成年。儿子多年来一直在外奔波,在工地上给人绑钢筋,开混凝土搅拌车跑长途,还送过外卖。但因为家贫,始终攒不出彩礼钱,熬成了“大龄剩男”。

  这些年,彩礼价格水涨船高。“没攥着30万都没希望。”吴春红说,除了这笔彩礼钱,他还必须给儿子在县城买一套房子。在民权县,精装修新房每平方米7000元,如果选个二手房,每平米也要5000元。算来算去,买个差不多的三居室,再加上装修,就要花掉百万。

  在狱中时,吴春红时常熬夜写申诉状,出狱后他依然睡得晚,这些时间就用来看新闻。他告诉记者,羡慕南方的婚俗习惯。他说的正是时下新闻里流行的“赘婿”文化,即在南方某地嫁女儿,女方家全款把房子和车子置办齐,还给盘个店,不对男方提出经济要求。

  在周岗村街坊眼中,“盘个店”是成功的标签,吴春红对女儿的愿景也是如此。

  吴春红女儿吴莉莉出嫁时刚满20岁,那时候是2012年,吴春红还在狱中,她基本没什么嫁妆。吴莉莉只有初中学历,在美容院给人“做脸”,底薪800块,推销出化妆品才能赚到提成。女婿是货车司机,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,吴莉莉一边工作贴补家用,一边照顾三个孩子。

  在街坊邻居眼里,在美容院上班不够体面。“不能让她总是伺候人。”吴春红说。那家美容院开在市场旁边,顾客许多是小生意人,身上带着鱼腥的味道。除了给这些顾客洗脸、用理疗器推油和敷面膜,吴莉莉还要帮客人捏背捶腿。这在吴春红眼里,是在“伺候别人”,仿佛低了一等。

  春节过后,还没出正月。吴莉莉不打算在美容院干了,她丈夫也想在县城陪孩子生活,于是夫妻俩合计后,贷款五万,盘了同学的一家烟酒店。3月13日,吴春红在这家店仿黄花梨材质的大桌旁,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那天是吴莉莉开店第10天,酒柜上摆着价值不菲的洋酒,但都是前老板的货,吴莉莉只是帮忙售卖。

  烟酒店客人寥寥。“昨天别人买了一盒烟,收款20元现金,赚了两块钱。又卖了一瓶酒,卖了400块钱,我们进价就是396元,赚了4块钱。”吴莉莉从来没做过生意,找不到靠谱的进货渠道,卖不出去酒,也赚不到什么钱,“啤酒一箱进价是50元,售价也是50元。”第二天,吴莉莉把店退回去了,损失几千元押金。

  2020年8月6日,河南高院作出了26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决定,精神损害赔偿金是68万元。此前吴春红申请的金额是1872万余元,申请的医疗费、误工费,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。他对此提出复议,目前尚未有结论。

  吴春红决定,等获得赔偿,先给儿子在县城买个房子,“让他自己找媳妇吧,找有缘分的”。

  女儿“盘个店”的构想遇到挫折,他本想等有钱了,投钱给烟酒店,但吴莉莉很快把店退了,他又想将来投资给女儿开奶茶店。他打算在学校附近找个店铺,人流量大,让吴莉莉带着弟弟一起干。

  被操心的人

  现在的吴春红暂时还一穷二白,靠亲人接济。他还没有住所,尽管亲人向他敞开了家门,但他总感觉住着不方便。

  回周岗村时,吴春红和父母住在已去世的三弟家里,三弟几年前患癌,不想把钱投入和绝症对抗的“无底洞”,就盖起一栋三层小楼,留给了父母和孩子。

  此后,吴春红大部分时间呆在县里。一开始住出租屋,亲戚替他交了几个月房租,后来吴莉莉婆家出资在县城买了房,他就搬去与女儿同住。吴莉莉家有三个孩子,她公公在外打工,婆婆与她一起居住照顾孙辈,尽管从没把话挑明,吴春红仍认为和亲家母住在一起“不方便”,去找女儿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  最近一段时间,吴春红住到了妻妹空着的房子里,那是妻妹为自己儿子准备的婚房。吴春红也提到,妻妹的儿子已经到了婚龄,他不可能长住。

  春节过后,他的妻子回到广州的灯厂继续打工赚钱。他给记者展示妻子工作时的视频,不大的厂房里只有三个工人,他们把晾干油漆的灯架搬到操作台上,两名男性工人不戴口罩,但他的妻子在口罩外还套了防毒面具。

  她如此注重防护的原因在于,吴春红的三弟因肺癌去世,家人怀疑是在家具厂遭到了油漆污染。

  吴春红进不了厂。春节时,同样在广州打工的二弟告诉他,进工厂需要体检,他的皮肤病过不了关。他还想留在家,干打家具的老本行,但由于一只眼睛看不见,他拿起刨子,找不准直线。他也曾去县里的家具厂寻找卖力气的简单活,但一看到年轻人光着膀子冒着汗,他也跟着出汗,是虚汗。

  他只好游荡在妻妹开的火锅店里。早上,他帮着连襟买菜,中午收拾餐桌、打扫卫生,晚上忙时,他帮后厨剪虾线。妻妹一家供他吃住,他不要工钱。

  在火锅店没活干的时候,他就到不远处的庄子文化广场绕圈。民权县是庄子故里,广场中间有个巨大的庄子石像,人们聚集在石像的脚下,带着小娃娃在充气娱乐场玩耍,摆弄着健身器材聊天,拥挤着套圈,或是扎成堆下棋打牌。

  吴春红把手揣在兜里,表情木然地穿过这些人,对什么都提不起劲。

  吴莉莉回忆,在她小时候,父亲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出事那年的夏天,父亲几乎每天都在院子里光着膀子,流着汗,切割木材和打家具。那时家里的作坊已经有六七个工人,父亲还规划把邻居家的地买下来,扩大生产,父亲还和姨父去考察过联合收割机,想干割麦子的生意。

  吴莉莉说,她父亲还曾告诉她,等到爷爷奶奶60岁之后,要每年给老人过生日。而那时候的她和弟弟,格外地不缺零食。

  但现在,时光过去16年,两位老人都已经71岁了,吴春红还没有为他们过过生日。三年前,吴春红的父亲吴庆亮查出了高血糖,又查出了轻度脑梗,高压时常在200mmHg居高不下。这几天,老爷子扛不住了,他腰酸腿疼,走不动路,吃不下饭。他给吴春红打电话,让他带自己看病。

  吴春红坐公交车到人和镇,老父亲到繁忙的车站用小三轮接了他。

  因为怕花钱,吴庆亮查出病后,从没做过更细致的检查,只让大夫开药。他应对高血糖的方法就是忍住不吃饭,但由于药不对症,他的高血糖始终没降下去,这就像个定时炸弹。

  这次,吴春红带父亲做了心电图、胸片和脑血管B超,新农合报销后,检查费不到196元。吴春红还不会用手机付款,他从怀里掏出一沓零钱。

  大夫又加了一笔65元药费,这次是母亲付的。大夫是远房亲戚。开完药,他支开两位老人告诉吴春红,吴庆亮的一身病,都是因为操心他的事。

  两家人的心结

  吴春红被羁押了5612天,这些日子里,在牢笼之外的周岗村,失去小儿子的王战胜家和吴春红的家人间打响了“战争”。

  王战胜聘请了律师,要求法院对吴春红严惩,同时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共计6万元。商丘中院在2008年改判吴春红死缓时,支持了13737.5元的赔偿金额。

  但吴春红的家人一直没有履行赔偿。

  争斗从吴春红被带走后就开始了。一位年过八旬的邻居告诉记者,吴春红被带走后,王家带着亲戚朋友将吴春红的宅院围住讨说法。“持续了好多天,俺们的门都关上了,不敢出门,吓得没办法。”

  吴庆亮告诉记者,王家人冲到吴春红的家里,砸碎了锅碗瓢盆,捅破了家具作坊的棚子,还用木棍把吃水的井堵住。吴春红的族亲也被殃及,几个族亲家里的电被掐断了。“把我们几个的家围得像个监牢一样,就连别人的工具和摩托车都不让带走。”

  吴庆亮认为,王家当时包围吴春红家,讨说法的另一层含义是要赔偿。吴春红院子的猪圈里,有14头200斤左右的猪,他想把猪卖掉补贴孙子生活,但王家派人挡在收猪的车面前,不让卖猪,吴庆亮报警后,派出所来人调解,一万元的卖猪款先押在了派出所。

  还有吴家在河沿边上的20多棵杨树。吴庆亮说,树让王家在晚上伐倒了8棵,运走了3棵,最后又是报警,2700元卖树钱押在派出所。

  吴春红向记者确认,当他无罪释放后,派出所把卖猪和树的钱都还给了他。

  两家人的仇恨发酵了16年。即使到现在,王战胜仍在坚持为死去的孩子“要说法”。

  王战胜家的小楼在周岗村西北角,村子不大,两家直线距离也不到500米。他们竭力避免打照面。2017年初,有记者敲开了王战胜家的大门,他对记者有些抵触,“过去那么多年了,我也不想提这个事情了。”他重复着这句话,当记者问:“你是否认为吴春红有罪?”他则回答:“他肯定有罪啊,他没有罪,法院能定他罪吗?”

  如今吴春红无罪释放已经一年,王战胜对记者更加抵触,发短信要求不要打扰他平静的生活。电话里他留下了只言片语。“(小孩的案子)民权县公安局现在在调查呢,公安局去年就重新开始调查了。”

  王战胜曾经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,法院从疑罪从无出发,认定吴春红无罪,“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,还要等公安机关侦查才能确定”。这位律师称,具体了解,王战胜“肯定”要求公安机关找到凶手,确定犯罪嫌疑人,“这个很明确,他会一如既往地去找政府部门,来解决这个事情。”

  这位律师呼吁,这类疑罪从无的案件曝光的同时,也应对受害人有个说法。“办案单位折腾这么多年,最后疑罪从无,那么这说明这个案件是没有查清呢,还是说没有犯罪事实呢?”他称,嫌疑人被放出来,会令受害人不只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,还要承担案件悬而不决的压力。

  吴春红说,他也想要求公安再进行破案,找出凶手。“最起码真正的凶手出来了,我也算清白了。要是没有的情况下,俺那村每个人还是嫌疑对象,我还是想叫公家去破案。”

  “我一直在心里想,人家孩子死了没有找到凶手也是烦,但是我清清白白地蹲了16年,我也烦。以后最好你过你的,我过我的。”吴春红说,以后当他回到东南角的房子后,会避免往西北走。

  团聚

  法院宣布无罪那天,吴春红走出监狱,用手机和家人视频通话。当看到镜头里满头白发的母亲,他瘫倒了。“我一看俺娘的脸,感觉心里难受,头一晕,就再站不起来了。”他说,之后司法工作人员把他送去了医院。

  刚回家时,吴春红身体虚弱,右眼球萎缩,满身牛皮癣。因此回家后,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治病,治病花了三四个月,儿子辞去工作全职照顾。“基本上走一步跟一步。”

  与社会脱节16年,吴春红适应起来很艰难,他不敢花钱,这些年猪肉从几元涨到了几十元钱,青菜也贵得“可怕”。

  “以前去超市,一百块钱买的东西都提不动,现在小手指一勾就走了。”而基本生活技能也要从头学,吴春红没见过电磁炉,能把馒头蒸成焦炭,为了使用智能手机,他练习了几个月。

  去年,吴春红本可以领到260万余元的国家赔偿,但他认为精神损害赔得太少,提交了复议申请,目前还没结论。他还起诉了监狱,要求就他的眼病和皮肤病给出赔偿,也还没有结论。

  国家赔偿虽然还没到手,但吴春红想在春节时表达心意,他申请到了五万元司法救助金,想先还一些当年雪中送炭的人情。

  他反复提起一个朋友,2004年底,他刚被抓走时,这位朋友援助了他家人1000元,这个数额是两亩麦地一年的总收入。春节前,他去拜访这位朋友,掏出钱要还,对方不收,两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。

  在周岗村,吴春红的同龄人命运各有不同,有人仍在工地干苦活,有的已经资产百万。相比起来,他自己的人生算是最夸张,16年的牢狱之灾,磨去了他的青春,令家人陷入贫困。

  对于正在复议中的国家赔偿,“我宁愿不要这个钱,也不想受这个罪。”他说。

  “这些灾在我身上,谁也扒不下来了,就是有人替,我那个罪也受罢(完)了,我只有花俩钱把孩子安排好,我受点苦受点罪无所谓。”他说。

  春节后,亲人朋友四散到各地打工,只剩吴春红在等待。钱没攥在手里,他无法实现安排好家人的承诺,但他脑子还能转,腿还能跑。

  “我想先操心,反正以后避免不了是不是?”由于害怕突然间就要交彩礼,他还没正式找媒人替儿子说亲,于是他就到县里看房,从碧桂园看到学校旁的老公房,从精装修看到毛坯。

  女儿吴莉莉关店的前一天晚上,吴春红还在操心。他和开超市的发小接通视频,把店里的酒一瓶瓶照给对方看,询问是否有更低价的进货渠道。店里的高档洋酒吴莉莉不认识,吴春红的发小也不认识,吴莉莉卖不出酒,就自己花钱进了点饮料矿泉水和啤酒,依然卖不出去。

  这些操心反而给了吴春红动力。“说实话,我看着是个人,实际上这里头感觉都空了。”吴春红指指自己的胸膛,“如果没有这些事儿,如果没有压力了,我心情一放松,我的身体是不是要像气球一样,一放气就垮了?”

  吴春红开始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。

  当务之急是把老宅子好好修一修。他咨询了在工地干活的发小,将地基填高,需要买一万块钱的土。他打算,把旧宅修好了,就把父母从三弟家接到自己家,让妻子不再打工,回家伺候老人。

  这些都弄好,“家”才算置办齐了。

  吴春红不断提起,大年三十,吴家的人16年来第一次聚齐,拍了全家福。

  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梅云秋

  A10-A11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

【编辑:卞立群】